11月7日，欧美文学论坛第十三期在中央主楼212会议室举行，论坛主题为“Marlowe’s Dr. Faustus, Inheriter or Transformer: From Medieval Drama to Tudor Stage”， 由台湾东吴大学文学艺术与科学首席教授，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客座教授，袁鹤翔教授主讲，外文系刘昊副教授主持，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担任点评人。

  袁鹤翔教授

        袁鹤翔教授首先以罗马双面门神雅努斯（Janus）的形象来寓指马洛及其戏剧《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作为马洛的“最后”一部剧作，《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在内容和形式上，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悲剧及中世纪戏剧的传统，另一方面对部分传统进行了改革，使都铎时期的戏剧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内容上，《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在角色、情节和主题等方面既对中世纪戏剧（尤其是道德剧）有诸多借鉴，也做出了许多改变和创新，借以表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及现代的存在主义思想。袁教授提到，中世纪戏剧的故事情节往往是善恶、好坏的对立与斗争，结局往往是通过主角的忏悔及其从坏到好的转变来表现对神的皈依和敬重，剧中的角色也往往是道德概念的抽象化表现。而在马洛的戏剧中，浮士德博士作为主人公，是具体化的极富自我意识的个人。故事情节也主要围绕着他自身的选择、困惑、探索和挣扎。浮士德博士直到最后，也鲜少为自己的行为忏悔，而是在自辩后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随后，袁教授对该剧从场(scene)到幕（act）的戏剧形式上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马洛等都铎时期的剧作家，弃“场”从“幕”的这一变化首先脱胎于古希腊古典戏剧的架构。在马洛的时代，戏剧的上演场地和观众群体较中世纪戏剧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不再出于受宗教教育的目的前往教堂观剧，而是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观众出于娱乐的目的到开放的剧场观戏。由于这一转变，马洛等剧作家，尝试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依据“行动”的开始（beginning）— 发展（middle）— 结束（end）的情节架构的“复古”，来增加戏剧对观众的吸引力。同时，马洛进一步根据这一架构的阐解，即将“行动”细分为五个阶段，起因（exposition）— 冲突（rising action、conflict）— 高潮（climax）— 显示（falling action）—大白（dénouement），采用五幕的戏剧架构来配合这一“细化”的情节的展开。这又是对戏剧架构的创新。最后，袁教授再次总结了这部戏剧“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与戏剧特点，揭示了这部伟大作品的开放性、多义性及创新性。

     讲座现场      

        曹莉教授在点评时指出，马洛作为一位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初期的剧作家，与但丁、哈代等作家一样属于跨时代作家，他的创作必然受到社会转折时期各种现实存在的影响和制约。马洛对古典戏剧形式的创新和扬弃，揭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和契合，形式不仅服务于内容，形式有时会成为内容本身，二者共同赋予作品于意义；袁鹤翔教授对马洛戏剧创作中新旧两个时代、两种形式之间张力的讨论和揭示，激发了我们关于文学表征与现实世界相互关系的新的想象和思考。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院校的师生围绕戏剧形式、跨时代作家、伟大作品的时代特质、浮士德与存在主义、文学所表现的人的困境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文学人物的自我成长等诸多话题展开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