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下午，清华大学“英语文学经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讲座第十五讲在云端如期举行。北京科技大学梁晓晖教授以《法国中尉的女人》之“福尔斯英国性的‘复调’”为题进行演讲，来自校内外200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并参与讨论。讲座由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曹莉主持，对外经贸大学英语学院金冰教授担任与谈人。

讲座从《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经典地位讲起。这部小说引领了英国乃至英语世界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创作风潮，开启了世界范围的“编史元小说”的创作热潮。尽管学界素将其指认为一部“有关自由的小说”，并将其涉及的存在主义“自由”解读为维多利亚时期“个体摆脱社会限制的自由”，但梁晓晖指出，文本反复描述的其实是一种对自由状态的焦虑。这种焦虑尤其体现在男主人公查尔斯对自由的踌躇与探索中。作者约翰·福尔斯对个体困境的刻画与其对民族性危机的思考深度互嵌。查尔斯唯一一次获得“对于自由的信心”是源于一次美国之旅，因为他在彼时的美国看到了“那种掌握一个国家命运的决心”。 小说有关自由的讨论蕴含深刻的民族启示录意味。作品对大英帝国时期以及二战之后内部政策和国际局势所引发的民族性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讲座基于这一观察，聚焦讨论小说所体现的作者对于英国陷入存在主义状况的忧虑，对危机中英格兰性与不列颠性的价值甄辨，以及由此而发的创作指向上的英格兰性诉求。

福尔斯通过主人公查尔斯的思想转变以及女性形象萨拉的隐喻性指涉，深入探讨了英国民族性的内在张力。作家将英国民族性区分为“不列颠性”与“英格兰性”：前者代表沙文主义、霸权与殖民扩张，后者则象征对正义、本真与自由的追求。小说借助查尔斯的两次“进化论顿悟”，揭示其从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认同强者逻辑的“不列颠性”，转向了自主选择与责任担当的“英格兰性”。萨拉作为被社会抛弃的“黑衣女子”，正是被压抑的英格兰性的隐喻。她在文本中发色的转变暗示着她在乡村与城市空间中的不同形象。查尔斯的欧美之旅暗合小说的双重结局，既批判了不列颠性的帝国主义本质，也试图重构一种以“本真性”为核心的英格兰性。小说最终指向一种存在主义的出路：唯有摒弃帝国怀旧与外部规训，回归对正义与自由的内在追求，英格兰才能在后帝国时代找到真正的民族认同。福尔斯的思考不仅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二战后英国身份危机的深度回应。福尔斯带给当代英国文学的不只是拯救小说文类的形式实验，更是呼唤英格兰性的思想实验。

与谈人金冰教授对讲座予以高度评价，并对福尔斯“英格兰性”的定义作了补充说明。金冰认为，梁晓晖对《法国中尉的女人》的解读既有对社会现象阐释的宏观视野，也有对文本的微观细察；梁晓晖从“进化”与“自由”这一对貌似带有悖论性的概念入手，将小说对英格兰性的探讨纳入存在主义哲学的视野之中。讲座对威廉斯、阿多诺思想的旁征博引凸显了小说文本与社会思想的互文。以福尔斯为代表的英国后现代作家总是主动向维多利亚时代进行投射。作者对萨特所谓存在主义自由观有所批判，男主人公查尔斯经历了类似的思想转变。小说结尾中阿多诺的诗歌体现出福尔斯对于追求绝对自我的自由思想的超越。金冰还提到，梁晓晖《论英国性而非不列颠性》一文关于“英国性”的讨论颇有新意，这种具有国别研究视野的分析方法值得关注。

主持人曹莉教授做最后总结。她指出，《法国中尉的女人》具有跨时空意义。小说对文学叙事和历史再现的实验性探索，不仅开创了后现代编史元小说的先河，而且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值得国内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本次讲座展示出主讲人和与谈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务实求新的治学风范。对“英国性”、“英格兰性”、“不列颠性”的历史性认识和理解，是打开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一扇扇大门的钥匙。

文｜平非凡

图｜道日娜 梁晓晖

编辑｜沙克尔江

审核｜曹莉 郑文博